考试了（1 / 2）

马哲，一位资深的教育家，曾经在20年前从北大的哲学殿堂毕业。那一年的他，因为对“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观点的独特见解，与他的老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坚信，在一定的情境下，意识有能力影响物质。然而，老师却认为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误解。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举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他掏出一把菜刀，令他的老师惊恐不已。

他冷静地说：“这只是为了证明，我可以剁下我的手指，这就是意识对物质的作用。”他剁下了自己的右手食指，血流如注，染红了老师的办公桌。

老师立即叫来校医院的救护人员，而他却冷静地告诉老师：“您已经看到了，我并不真的需要这根手指，所以我剁掉了它，这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影响。”

接着，当他被抬上担架时，他却对老师说：“您说得对，物质的失去使我感受到了疼痛，这就是物质对意识的决定。”

因此，每当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举例子时，他总是举起那只没有食指的右手，伸出中指，仿佛在说：“看，这就是一个例子。”

马哲教授的画法几何课通常在下午进行，他常常刚刚吃完午饭就匆匆赶到教室。为了让学生们都能清晰地听到他的讲解，他总是会带上麦克风和音箱。有一次，他正在讲课，突然打了一个饱嗝，声音通过麦克风回荡在教室的每个角落。这使得许多同学忍不住捂住了鼻子，而佟小娅则从书包中拿出了一瓶香水，轻轻地喷洒在自己的周围。就这样，第一学期的课程在一片欢笑声中结束。

然而，当我打开书本复习时，我发现自己对所学的内容一无所知，期末考试的压力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最终，我不得不选择了缓考。

期末考试的那一天，我带着如同小姑娘初潮般的紧张和不安，走进了考场。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买卫生巾垫底、用紫墨水染内裤，而是慌乱中放下了吉他，背起书包直接向教室冲去。

在路上，杨阳问我：“你打算先复习哪一门？”

我回答说：“先看高数吧，后天就考了。”

“高数课是谁教的啊？“杨阳疑惑地问道，他居然一个学期上下来，连授课老师是谁都不知道。

我也有些迷茫，“似乎是位老先生。“我尝试回忆。

“啊，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总是准时下课的老先生。“杨阳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好像找到了什么重要线索。

“没错，就是他。“我补充道，心中却对高数的复习感到担忧，不像杨阳那么轻松。

我们找遍了整个教学楼，竟然连一个可以自习的地方都没有。只见齐思新和佟小娅坐在一个教室的角落里，一边聊天一边享受着桌上的美食，脚下还放着一个大热水瓶，看起来他们更像是来享受休闲时光的，而不是来学习的。

而张超凡他们则占据了另一个教室的一角，专心致志地埋头苦读，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和书本。

我无奈地对杨阳说：“看来我们得回去了，这里都没有座位。“

杨阳却神秘地笑了笑，“别急，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心中满是疑惑，不知道他怎么能找到座位。杨阳走到一个教室门口，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把书包递给我，“帮我拿着，他们一会儿就会给我们让座。“

他自信满满地走进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本教室晚8点有班会，谢谢合作。“教室里的学生们纷纷看表，虽然嘴里抱怨着杨阳，但还是纷纷收拾书包离开了。

杨阳得意地笑了，“怎么样，这就是我的办法。“

我却有些担心，“一会儿他们回来，看到我们在这，肯定会生气的。“

然而，有了座位，我们却无法专心学习。不到半个小时，杨阳已经抽了四根烟，我去了三次厕所。好不容易看了几眼书，又被楼道里的吵闹声打断了。外面的人们都在谈论高数，有的人说这次考试题目偏难，有的人说无非就是书上的内容，还有的人说干脆不考了，去办缓考。

杨阳听到这句话后，如梦初醒，决定放弃高数考试，去办缓考。他的决定让我有些惊讶，但想想也是，有时候，换个方式，也许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杨阳询问我：“你还打算参加考试吗？”

我坚定地回应：“不管如何，我都想尝试一下。”

于是，他整理了书包，轻盈地走出教室，留下了我和未完成的备考。

缓考并非轻易可以办理，它需要白纸黑字的证明，或是校医院的病假条，或是家中的事假条。只有当教学科的老师看到这些证明，他们才会考虑为学生办理缓考。杨阳的身体状况良好，医院绝不可能为他开出病假条。他为此感到困惑，向我寻求建议。

我建议他：“让你的妈妈给老师打个电话，说家里有急事，你无法参加考试。”

然而，杨阳却不愿让母亲知道他的决定。“

那就告诉老师，你的姥爷生病了，需要你照顾。”我再次提议。

杨阳突然拍着自己的大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我姥爷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就说我姥爷昨天刚刚去世，我要去参加葬礼。”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调皮的幽默。

“老师也是有感情的，这招儿行！”我笑了笑，提醒他。

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黑纱，套在胳膊上，问我：“这样看起来怎么样？”

我点点头，认真地说：“看起来你确实很悲伤，就是还需要点真实的感觉。”

为了更符合情境，杨阳用凉水洗了脸，没有擦干，任由水滴自然风干，又整理了一下头发，他的眼中透出了悲痛的神情，然后毅然决然地走出门去。

我在床上看着高数书，杨阳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成功地办理了缓考。

我好奇地问他：“办好了吗？”

他点点头，坐在床边，点燃了一根烟，开始详细地讲述他的经历：“我刚走出宿舍楼，眼睛就被沙子迷住了。我揉了半天，沙子没出来，眼睛却红了。当我走进老师的办公室，一位女老师看到我戴着黑纱，眼睛红肿，就轻声地问我有什么事。我没有哭，但我的声音颤抖着，告诉她我姥爷去世了，他最爱的人就是我，超过了我的姥姥，所以明天我要去送他最后一程。”无法参与考试了。这位女教师，同样充满了情感，劝我面对现实，不要过度悲伤。我感激她对我的深切关怀，她表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部分，面对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感到心痛。说完，她拿起教务科的印章，在我的缓考证明上深深地印下。我接过证明，几乎是立刻冲出了办公室，女教师在后面喊道：“同学，要乐观，一切都会好转的！”

杨阳兴奋地告诉我整个事情的经过后，兴冲冲地去图书馆借小说了，而我，却仍要面对高数的挑战。这时，学校竟然没有开设通宵自习室，尽管我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却无法满足。我刚刚在教室里看完高数书的前三章，管理员就开始催促大家离开，已经十点半，教室要关门了。我翻了翻高数书，还有四章没看完，只能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宿舍。走进宿舍，除了杨阳已经躺在床上，其他四个人正在洗脚聊天。

我艰难地穿过他们，坐在自己的床上，马杰问我：“复习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