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2 / 2）

这都不是容易的活儿。看仓库，仓库失火了、进水了、被盗了，都得照价赔偿甚至治罪。运送公物则更苦了，当时治安很差，路上万一被“梁山好汉”打劫，那就得赔上身家性命了。

因此史书对此评价说，“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

苏轼所在的凤翔，更是衙前之役的重灾区。这里的老百姓每年都要在终南山砍伐无数木材，编成木筏，装载着西北诸州县的官物，沿着渭水进入滔滔黄河，一路漂流而下。经过三门峡等险峻之地，运抵位于黄河下游的首都开封，交割完毕，才算任务完成。真可谓九死一生！

更让苏轼感到气愤的是，当地部分官员毫无悲悯之心，很多公物明明无须紧急运送，却还强迫服役的百姓赶在黄河汛期出发，这不是驱民入渊吗？

苏轼抓住了问题要害，果断修改了制度规定，让服衙前之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选择运输时间，避开黄河汛期，这样衙前之役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1063年3月，宋仁宗去世，宰相韩琦任“山陵使”，负责修建仁宗皇帝的陵墓。修陵需要大量巨木，韩琦就把这个任务压到了森林密布的凤翔府。而苏轼作为凤翔签判，负责具体落实运输巨木的任务，需要组织大量民夫服衙前之役、运送巨木。

韩琦是当年提携苏轼的伯乐，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苏轼都得尽心尽力，甚至超额完成任务，方能报答知遇之恩。

可是，苏轼却毅然给韩琦写了一封信。在这篇《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苏轼直言“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洋洋洒洒、直抒胸臆，把自己见到的真相写了下来，论述了凤翔衙前之役对百姓的危害。在信的末尾，苏轼恳求“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劝说韩琦裁减数量，尽量纾解民困。

在运送这批巨木时，恰逢渭水干涸，民夫只能变身纤夫，用万千血肉之躯挽木而行。苏轼看到“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的场景，将其写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长诗中，感慨“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

即使他为这一方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他依然感到羞愧。“民劳吏宜羞”这五个字，应该送给那些劳民伤财的庸吏，该感到羞愧的绝不应该是苏轼。

在那些欺压百姓的恶吏面前，苏轼则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一面。他很快又发现了一个“潜规则”。

当时凤翔府的监狱里关押了不少良民，很多是因为服衙前之役获罪的，正如他在《上蔡省主论放欠书》中说“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有的是因为运送的竹木漂走了，有的是因为看管的粮仓里的粮食时间长了变质，便被抓了起来。

其实，朝廷对这类事已经下了诏书，要求赦免有关人员。凤翔府负责此事的官吏却把朝廷明诏秘而不宣，“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大量“囚犯”被关在牢中，以追讨他们所“欠”的财物，甚至有遇到六七次赦免都继续关押的，导致朝廷诏书成了一纸空文。等到这批人把家底儿全都吐出来之后，当地官吏才公布赦免诏书，可是人也关了，钱也罚了，诏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苏轼得知内情之后，亲自到监牢里面询问。“问其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

苏轼通过亲自“询囚”，敏锐洞察了一切，果断释放了这些百姓，让他们回去安居乐业，又严厉惩罚了恶吏，并把这个“潜规则”如实上报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