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童年(1 / 2)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山村,在我的前面,已经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人都叫我“阿小”。

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还有一个奶奶,六十多岁了,娘家是隔壁驼铃村的,她十八岁时穿着大红衣,坐着大红轿子来嫁给我爷爷。

我的家庭很贫困,常常入不敷出,盐巴,牙膏,煤油,火柴等微小的日常用品经常连接不上。在六十年代没有米下锅的日子,奶奶经常回娘家借米,熬成稀稀的粥,掺些鬼针草、白花菜、雷公根进去,养活一儿四女。

奶奶时常提起当年的艰辛岁月,她说,“那时,我们五六个村妇结伴同行,花了大半天时间赶到外镇,下到别人家的木薯地里,用一把柴刀,砍人家遗漏在木薯根上的小小的残渣儿。那里的村民很蛮横,在上边用石头砸,砸在我们的帽子上,噼里啪啦地响,一边不停地骂,‘以前瞧不起我们吃木薯,现在还敢来盗取,活该砸死!’”

“你们当时不害怕吗?”我张大嘴巴问。

奶奶摇摇头道:“家里的娃儿饿肚子,真的是豁出去了,幸好戴了竹叶帽,要不然脑袋非得开花。我们人单势薄,又不敢还嘴,任由他骂,骂到太阳落山,他们方回家去了!”

“到太阳落山,那肯定收获不少。”

她指着院子里的水缸上面飘着的水瓢,说,“就那个水瓢,得个一瓢两瓢的,煮成稀饭,能顶十天半个月。”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揩去腮边的眼泪。

爷爷百年之后,父亲成了家里真正的顶梁柱。他日以夜继地怀着发财的梦想,兴致勃勃地到处借款与友人合伙收购草药。辛苦拼搏了大半年之久,却反亏了老本进去。催债的人不分昼夜,把我家的大门拍得山响。大冷的冬天,哥哥姐姐仅有几件单薄的衣服,布鞋也没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嫁在本村的小姑三姑家里也穷,不可能登门借钱。

父亲思来想去,想到了他邻村的好友李德前是个难得的正人君子,又是公办教师,应该不会见死不救的。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他嘴里一边哼着歌,一边殷勤地洗了两个玻璃瓶,装了两斤花生油进去,骑着他那辆二十八寸的凤凰牌自行车,颠簸了几里山路,去跟他的知己兄弟陪笑脸,说好话,低声下气地借钱。并且誓言旦旦,诚若卖了猪一定还上。不想那李老师一改往日的君子风度,装出一副哭丧的脸出来叫穷,毫不客气地把我父亲打发出门了。

父亲心灰意冷,只好回来把稻谷并几只鸡请拖拉机拉到街上卖了,再把家里两头未成年的猪火急火急请屠夫来收了,收猪的人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把价格压得很低。

接下来的日子,姐姐牵着我的小手,红着脸去小姑家借了几次米,才勉强熬到收割稻谷的季节。我一边割着稻谷,一边问奶奶道:

“婆婆,稻谷晒干了以后,我们可以煮干饭了吗?”

我没有自己的田地,(后来国家放宽政策,把遥远的双子山脚下的一块三分五厘的田分给了我)。那年代,青菜汁拌饭也是难得的奢侈品,我小小的年纪,能吃一大碗饭。奶奶经常开玩笑说:“阿小没有自己的田,还要吃干饭,家里两头牛,我放大牛,你放小牛,换你的口粮,如何?”说着,说着,就笑了,黑呦黑呦的脸上,充满了沧桑,横七竖八的皱纹,在斜阳的余晖下,是那么的刺眼,深深刺痛了我的心。确实,还有一部分人,一年到头只能喝稀粥度日呢!

其实,我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只是命里福薄,在学校做了一个月的代课老师就被辞退了。他常常穿着我爷爷遗留下来的裤子去镇上写对联,围观的人水泄不通,都夸他的字写得好,就是没人愿意买。我母亲也只有两套衣服换洗,换下来的衣服,从来不敢过夜洗,怕晒不干。记得一年的正月初一,母亲把我从床上抱起来,兴高采烈地从裤兜里翻出了三张皱巴巴的毛票,要我跟她说恭喜发财。

我奶奶在老泥瓦房里养了七只兔子,剪兔毛来卖,每次都把兔子身上的毛剪得精光精光,像极了刚刚出娘胎的小老鼠,滑溜滑溜的,十分滑稽。

我小时候嘴巴馋,没钱买零食,便在刷牙的时候偷偷把牙膏吃了。隔壁伯伯家有一棵杨桃,每到刮风下雨天,我便跑去树底下等着,等着大风把小小的杨桃刮下来

,还很大方地跟哥哥一起分享。因为捡掉在地上的不算偷。那时候,小偷可是要严惩的,有一次,我的玩伴阿铭爬上了池塘对岸一户人家的龙眼树,被发现了,主人家把他绑在树上,拿牛绳打,最后喊他爸爸来领人,我不愿意承受这样的体罚……。

这样的年岁里,只有过年过节,或是亲戚来家的时候才能吃上一口肉,实在吃不起肉的,就炒两把面条打牙祭。到了开年时节,家家关门闭户,寂静无声,因为大人们都拖家带口走亲戚去了。从大年初四到正月十七,一个村一个村地赶,为的是让小孩老人能吃些平日吃不到的菜肴,还能拿到一块两块,一角两角的利是钱。

一队队人马,穿红戴绿(大伙都把平日压在箱子底下的稍微鲜艳的衣服拿出来了,实在拿不出艳丽服侍的,也穿着比较少量补丁的衣服出门了),如同蚂蚁搬家一般,说说笑笑,浩浩荡荡地走在狭窄的,有一堆堆青青黑黑的牛粪的田埂上,走在葱葱郁郁的,铺满枯枝败叶的山林里。仿佛是天河泄水了,天龙下降到人间,远远望去,好似一条条长龙蜿蜒盘旋在半山腰上。一条过去了,紧接着一条又来,如此反反复复,不下几十回。

刚出生不久的婴孩,由大人背着,也要去过一过过节的瘾;老态龙钟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拄着一根拐杖,提着个粗糙的布袋,带上三核两枣,一踏一角两角的毛票,一步三摇地挤在人群中,去看望自己认识的,或者是记挂的人。

想来,只留下那些鸡鸭鹅,猫狗兔,猪牛羊等家禽牲口,还有那些准备临盆的,走出去怕在半路上破羊水的孕妇看家护院了!每个家庭的境况都如此,大家也都习以为常。

我六岁的那年,上学前班了,一大清早,我捡了哥哥不用的书包,低着头跟在姐姐后面,慌里慌张地去村尾的学校报到。说实在话,我心里好忐忑,不知道在学校里将要发生什么。在家里已经哭了好几次鼻子了,学费已经卖了小牛犊交上去,若是不去,父亲肯定打我鞭子的,往死里打。

姐姐推着我,坐在了教室第二组的第二个座位上,就回自己的教室去了。我坐在那里,像个小呆瓜,傻愣傻愣的。课间十分钟,同学们玩闹做游戏,我也不去参与,也没人愿意跟我搭话。

不记得那天是怎样结束的,只记得老师发了书本,作业本下来,然后教我们写阿拉伯数字,从一到十,不停不停地教。实在教不会的,就拿教鞭打手,再严重的,放学以后画个圈罚站,扫水沟,扫操场,留到正午十二点饿得前胸贴后背,才让家长来亲自领回家。

虽然已经上学了,我依然穿着那双破破烂烂的拖鞋,衣服裤子也是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头发永远都是乱缝缝的,里边还长着虱子,一根不算长的头发上面,挂着八九颗虱子卵,有饱满的,也有干瘪的。

后来,大家彼此熟悉了,下了课,女生们便相互捉虱子,十个八个一组,也有五个六个的,一排两排三排,甚是壮观,像极了电视里名声大噪的舞蹈《千手观音》!只是演员们是戴着金色的手指套展开来表演,而我们是十根赤裸裸的手指聚拢在一起相互拔头发而已!这个时候,男同学可是不敢来捣乱的,生怕感染了虱子,日日夜夜不得安生。梳得好好的头,到了学校就像鸡窝一般凌乱了,老师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大多数老师家中也是有女儿的。

冬天,刺骨的寒风从窗口吹进来,同学们为了取暖,排成长长的队伍,互相挤压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一个个天真无邪,流着青青黄黄的鼻涕虫,脸上却都挂着灿烂阳光般的笑容。这样的活动,我有时候参与其中,有时候定定坐着,生怕别人的虱子爬到我头上。然而,凛冽的北风从破败不堪的玻璃窗户吹进来,我的脸颊像被一把利刀来回割切,是那么的痛,那么的痛!手脚露在外面,也快要僵硬了!我强撑坚忍,实在熬不过,几度躲在教室外面的角落里偷偷流眼泪。

其实,我是个要强的人,也是个敏感的人。有一天,为了不让同学们看见我膝盖上的补丁,我把书包挡在膝盖前面,远离人群,跑到学校外面的操场上的一处衰草堆里默默地玩沙子,一桩桩,一件件地想着自己的往事,嘴里发出一声声的叹息。

猛然间,我的背后被人轻轻地推了一下,紧接着,听见一个声音说道:“多多,你在玩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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