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天降瑞书（2 / 2）

真宗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庆贺活动。

这次“东封”，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前后花了四十七天时间，演绎了一场彻彻底底的闹剧，而宋真宗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皇帝。

封禅泰山结束后，这场由王钦若执导、宋真宗主演的闹剧虽然暂时结束了，但真宗并没有停止其“以神道设教”的事业，那些阿谀取悦之徒也仍然不断向他“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几至达到“全国上下如病狂热”的地步。三年以后，在一些人的怂恿下，赵恒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又称“西封”）大礼。

可以说，一直到死，真宗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视为其功绩连上天都认可的证明。

官场总是容易树敌，再有才华、居高位，也不能保证没有敌人，有的主动树敌，有的则是被动，或者无意之间。

真宗后期，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媚上邀宠，杨亿被群小包围，遭到排挤，处境艰危。

杨亿的宿敌丁谓，家世寒微，27岁中进士。虽然在当时算不上久困科场，但跟11岁就拿俸禄的杨亿还是没法比。走入官场后，丁谓没能留在皇帝身边写文章做“清官”，而是被派去任“浊官”，做了很多实事，一步步地拼到高层。

论出身、入仕，丁谓和杨亿完全是两种路线。

从“浊官”变成文学侍臣后，丁谓的做事方法也跟杨亿很不一样。

一次，真宗想要立刘氏为皇后，让杨亿写诏书。杨亿认为刘氏的出身、人品都不如沈才人，坚决不写。结果，人家丁谓写了。

杨亿很看不上丁谓。丁谓升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众人都去祝贺，只有他出言嘲弄。当时有文坛大家赞许丁谓，说丁谓的诗风很像杜甫。杨亿则公开说自己最不喜欢杜甫的诗，把杜甫比作“村夫子”。

丁谓坐上相位后，早年能干实事的优点全扔了，把心思都花在讨好真宗上。他怂恿真宗到泰山封禅，还利用“求仙”的迷信思想愚弄真宗，鼓动其建造豪华的宫殿迎接神仙。他喜欢向真宗奏报拜神时有多少只仙鹤在廊下起舞，因此被人讥讽为“仙鹤宰相”。

杨亿将这些看在眼里，心里难免会有想法。封禅那年，他正好做了翰林学士，决定劝谏。他突然宣布自己喜欢李商隐的诗，到处搜求，写诗也模仿李商隐。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有了唐诗这个好榜样，宋朝的诗人就学了乖，在技巧和语言上进一步精益求精；同是因为这个好榜样，又让宋朝诗人讨了巧，放纵其摹仿和依赖的惰性。当时，白居易的诗歌已流行了100多年，白诗强调通俗易懂，恨不能写得让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明白。按这种审美，诗写成大白话就算是好诗，因此难免鱼龙混杂。

不管是否出于政治目的，杨亿在诗风上的转变，客观上推动了文坛诗风的创新。

真宗咸平、景德年间，杨亿与同在宫禁中任职的刘筠、钱惟演等十数人，效法晚唐诗人李商隐，诗酒酬酢，相互唱和，后结集成《西昆酬唱集》，天下士子争相模仿，盛极一时。因他们喜用典故，词藻华丽，浮艳成风，称其为“西昆体”。所谓“西昆”，是指西方的昆仑山，常常被用来代指帝王藏书之地。从字面上说，“西昆体”这个说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学院派”。“西昆体”的主要特点是遣词华丽，用很多典故，并且经常写到历代帝王和男女情事。其实，杨亿只是想借它们讽刺时局。

对于文坛来说，“西昆体”是一种新风气。“西昆体”展示出一种革新精神，代表着立国不久、朝气蓬勃的北宋。

不过，真宗看不到诗里的朝气，只看到讽刺。他被“西昆体”激怒了，据说是因为杨亿写诗讥讽了几位后宫嫔妃。

于是，真宗在杨亿36岁那年下令禁绝“西昆体”。当然，他不好意思直接说：“你写那些古代昏君和负心汉，都是在写朕啊。”而只是指责西昆体“浮华”。

不过，真宗只是不让杨亿再写那些艳诗，并没有贬他的官。他仍然留在皇帝身边，起草重要文件。因为身体不好，杨亿几次请辞，真宗请了太医给他看病，免了他到朝中“坐班”，却舍不得放他走。后来好不容易让他辞官，又很快召回。

杨亿48岁那年，真宗病重，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命太子监国。寇准听说后，准备废掉刘皇后、罢黜丁谓，杨亿为此草拟了诏书。不料消息泄露，丁谓一派先下手为强，寇准遭到贬谪。因顾忌杨亿的才名，他们并未追究其责任。

不久之后，杨亿感到身体不适，嘱咐家人不要哭，自己坐到床上，旋即溘然长逝。

年少封官的他，一路走来，总比同僚年轻很多，难免疏狂，称呼年老的词臣为“翁”，也就是“老头儿”。一位老词臣愤愤不平地说：“你也有老的那天，这‘翁’字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另一位词臣笑着说兴许留不住，暗指他会死得早，没有老的那天。这本是一句戏言，不料却一语成谶。后人在追述这个故事时，也只能感叹这个巧合了。

对于杨亿的一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评价：博学与浮华，耿直与狂悖。

千年之后，毁誉已然与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