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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了百日后不久，我妈就失踪了，她跟好婆说去找我父亲。”

　　江天佑坐了起来，单手解开衬衫扣子。

　　“父亲托人带了口信，说在澳门等她。”

　　“澳门？为什么不直接去香港？”

　　贺敏敏不解。

　　“因为……因为我父亲的妻子在香港。”

　　江天佑自嘲地笑了笑，指了指自己，“我从小被人骂是‘资本家的小孩’‘黑五类’‘杂种’，骂着骂着我也习惯了。也是快到三十岁才晓得，我不但是个私生子，还是个孽种！”

　　难怪江幼怡选择独自生下孩子，街道里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她咬死都不透露孩子的父亲是谁。

　　因为孩子的父亲是有家室的。他有太太，有孩子，有社会地位。

　　江幼怡与他交往十多年，生生地从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被拖成了年逾三十的老姑娘，在为他生下一个孩子后，父亲总算说服了自己的妻子，肯给母亲一个“名分”。

　　然而新社会是不准纳妾的，更不能重婚。江幼怡想要嫁给他，只能去大陆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香港、澳门，或者台湾。

　　彼时社会恐慌，各种流言四起，江天佑的父亲颇有些政治嗅觉，早就先行一步处理掉财产，让妻子带着全副身家和儿子去了香港，先行安营扎寨。

　　他妻子手里有了钱，腰板儿也硬了起来，不准江幼怡直接到香港，让她先去澳门，等他们自家人安定下来再来处理这个“小的”。

　　就这样，江幼怡先是南下广州，然后去到澳门，等那个男人来接自己。

　　“后来呢？她等到了么？她……真的给人去做小老婆了？”

　　贺敏敏说不出什么心情。

　　这种旧社会的恩怨情仇，正房和妾室的勾心斗角，大时代下小人物颠沛流离的故事，似乎只在电视电影里看到过。

　　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辈人，贺敏敏只能尝试去理解其中的悲欢离合。然而一想到自己的婆婆做了人家的小老婆，心里总觉得别别扭扭的。

　　“没有，她没有等到他。”

　　江天佑摇了摇头，“她在澳门等了三个多月，‘那个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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