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6(1 / 2)
【首先要指正的是,焚书坑儒虽然常常连在一起说,但这其实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两件事情,两者的性质和程度也完全不同。
秦始皇在做出这两个决策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这两件事对后世产生的思考,竟然会到谈及始皇便绕不开的程度。
宋人称“焚坑之祸”,元人言“焚坑之厄”,明人语“焚坑之惨”,千年来古代文人墨客始终将“焚坑”一事描绘为地狱图景。
一直到近现代,另一位开国伟人诗曰“全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才标志着历史风向标悄然改变。
先说焚书,最先的起源也不是李斯一个人一拍脑袋,想出了这么一个“绝世好主意”。早在战国先秦,商鞅变法之际,韩非子已经提出了“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观点,嬴政和李斯也不过是抄一抄先辈的作业,不算是太过出格的举动。
此外,和大家普遍印象中的广烧群书不同,嬴政列为**的对象是《诗》、《书》以及六国遗留的诸侯史书,当然,官至博士的儒生们还是可以继续研究的,因为“焚书”的目的是让一般民众不要再看这些书,以免乱了法家治国的道心。
细心的始皇帝陛下还把医学、卜卦、农业生产乃至于诸子百家的实用学说都剔除在外,下一大批实用之学得以保存下来。
也就是说,焚书其实是只针对五经,不涉及诸子。】
天幕的意思很明显,在为秦始皇焚书一事的历史渊源作详细描述,以拨正原本的恶评——
让天幕说得如此小心翼翼,那后世对他的评说原本得是什么样的?
秦始皇顿时有些不敢想了。
嬴政昂首伸眉,望向正跪如一尊石像的李斯,回忆起那时尚还年轻壮志的自己来。
天幕所说的焚书坑儒,都是当年由这位自己心腹的社稷之臣一手操办,他至今仍记得丞相那一句“今诸生不师今而从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是何等妙绝。
那时的自己意气风发,时值创世之初,敢于坚持一条少数派的路。
那些迂腐不堪的儒生又怎会懂得,朕开创的大一统之秦,所需要的是一派新兴之火,而不是再走三皇五帝的老路。
“朕之大业,乃万世之功,一味“从古”,如何能有强兵怒弩,踏平六国之地。”
为何后世会对自己恶评如潮,以至于天幕言辞如此小心?嬴政非常不解,他的功绩难道还不足堵上所有人的嘴吗?
就因为生了这么个没用的儿子吗?真希望天音能给他一个答案。
他再次瞪眼向昏厥过去的小儿子,眼光里冒出火花来。
嬴政声如洪钟,无人敢反驳,即便是在焚书坑儒当时,敢于和法家李斯大辩八百个来回试图劝说陛下复行分封的淳于越也只是哆嗦一下,然后继续当朝堂众多鹌鹑中的一只。
博士叔孙通和淳于越挨着站在一起,他斜睨了眼淳于博士,掩着袖子撞了撞后者的胳膊肘,生怕这老家伙又捏着那腔忠孝节义的儒家理论去和始皇帝陛下呛声。
要是放在平常议政论道,始皇陛下向来从谏如流,也愿意听他们舌灿莲花。
特别是最近几年,陛下渐渐愿意参考博士们的进谏,还搞起了儒学礼制的建设,无论是泰山大典还是寿庆宴席,七十博士官位的设置也可见这份荣宠是独一份的。
但是那毕竟都是时至今日,大秦统治走上正轨,才有的结果。
这天幕骤然提起焚书坑儒的往事,虽然是给这群大儒博士一个闪亮的耳光,但是他们也只能受着。
拜托,陛下前面都受了这样的刺激,左一个“二世而亡”,右一个“咸鱼腌尸”,谁还敢想不开去提意见!
叔孙通见淳于越没有作什么妖,才放心地继续眼观鼻鼻观心——当那第四只鹌鹑。
【除了**范围大小这一点,历史上也有学者对于“秦火”对文化断层影响力的大小提出质疑。
秦朝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古人对各种书籍资料的保存也很难像现代一样完备,无数珍贵史料和文化思想的著作在历史长河中被名为时间的滔天巨浪所淹没。即便没有“秦火之难”,没有“楚人一炬”,它们也很难得见两千年后的太阳。
像这样以浪花做比,自然失传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头等大小的浪花,然后才是各种各样的**,“秦火”算是一件,项羽入主咸阳城时的那把大火只怕浪头不比“秦火”小。
如此看来,焚书一事的恶劣影响并没有人民印象中那般可怖。
当然,主播也不是要为秦始皇辩解什么,因为这把“秦火”无论如何都是实际存在,不可辩驳的,是对先秦儒学的重重一刀。
从秦始皇的视角来看,焚书不失为一种打击复古封建贵族的手段,同时也体现了始皇陛下锐意进取,勇于革新的精神。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自由气质在这场文化浩劫中遭受重创,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是对文化思想蓬勃生机的创造力的巨大伤害。】
嬴政原本的一腔热血被浇了个透心凉,他不甘地望向天幕——朕的选择怎会出错,倘若大秦没有这种杀伐果决的气度,又如何能扫**,四海一!
还有天幕说的“坑儒”?朕养的这几十个博士,还不够礼待吗!
思及与此,他又给了下面一排的儒生博士一记眼刀——当然,没有人敢抬头对视。
【焚书坑儒,再说到坑儒——焚书是确有其载的,但坑儒那可就是子虚乌有的罪名了。
“坑儒”的起因是卢生等人戏弄嬴政,在暗地里诽谤他,加之方士们多年来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所以嬴政大发脾气,坑杀四百方士。
《史记》所记载时的原有史料中,并无“坑杀儒生”的记录,只有“坑杀方士”一说。后来诸如“扶苏劝谏不要重罚诵读孔子的儒生”一事,大抵是儒生们所添,放在一个独立的篇章,既不影响《秦始皇本纪》中的描述,又能让后人把方士误认为是儒生,这套惑世诬民的手法堪称精妙。
这套“坑儒”的说法也正是从东汉末年的儒官笔中传下来的,这些耍笔杆的这样一写,秦始皇的形象就站在了儒生的对立面。
于是乎,那死去的“四百方士”,变成一种为大义英勇牺牲的殉道者,染上悲剧色彩,成了儒家学派的全国普及造势的烽火,使得儒学经典的地位便宛如隔壁的圣经一般。
可那其实就只是一群惹了皇帝不高兴的方士啊,根本没有史书里塑造的高风劲节。